11月5日，《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召开“近代史书评现状与期望座谈会”，20余位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与会，各申己见，对当下的近代史书评状况深表不满，就学术书评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提出慎重的解决途径。
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核心刊物，《近代史研究》召开这次会议有点儿未雨绸缪，在学术界尚未就书评的重要性取得一致的认识之时，《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可谓独具只眼。这次会议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热烈响应。华中师范大学朱英教授专程由武汉赶来，短期回国查资料的广岛大学刘世龙博士也亲身列席。但还是有一些在京学者反映冷淡，认为“题目比较生疏”。列席专家均认为，《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在当前严肃书评至为缺乏时，召开这个座谈会用意很深。可以说，这次会议所针对的，不但是近代史书评的现状与未来，更是中国学术的现状与未来。近代史研究名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章开沅先生因故未能与会，寄来一封信说：“……深感在学风与书评两方面，我们与海外均有差距。主要的问题就是抄袭、拼凑现象日趋严重，忽视学术规范的情况比比皆是，而一般书评都拉不开情面（包括我自己在内），肯定优点多而批评缺失少，甚至流于相互吹捧，近于低劣广告。学风是世风的反映，学风又应成为世风的先导。学风随世风堕落，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如果不嫌夸大的话，那就是哀莫大于心死。”他认为有识之士（包括报刊）通过重视书评而纠正学风，“真有几分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壮”。列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好几位有过其学术专著被人剽窃的经历。有人剽窃近代史所一位副研究员的著作，整段抄袭的居然有50多处，其中甚至有连续10页抄袭，约1300字篇幅竟一字不易！作为专家，他们大都也经历过作者请托写书评的尴尬。而一位史学界的闻人，作者请他写书评，他总是说你写你写，让作者写自己书的书评，署上这位闻人的名字，这些书评最近居然堂而皇之地收进了他的学术文集。
这些令人堪忧的现状背后，究竟潜伏着怎样的东西，这是与会代表相当关心的问题。华中师大朱英教授提到，只有建立起正常的学术批评的氛围与机制，学术研究规范化，才能消灭当今学界的害群之马。而书评应当充任先行官。近代史所张振昆鸟研究员也尤其强调书评的鉴定与监督功能。但“鉴定不是作结论，监督不是作裁判”，书评是严肃而艰苦的学术论著，这成为与会学者的共识。而就在前不久，一份国内外均有影响的刊物上刊载了名家书评，说到他所评论的著作，认为第一是材料很丰富，第二是论据很充分，第三是文笔很优美。这种给中学生批作文式的书评，显然是随意为之，根本谈不到什么严肃性与学术价值了。《中国通史》主编、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坦言，他写一篇书评要两个月，自己从来不请人作书评，作者请托的书评一概回绝。这种精神已经难得一见。
与外间预料的有所出入的是，列席专家对于批评性书评虽然热切，但大都持慎重态度。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批评性书评文辞要和婉，不应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军事科学院的皮明勇先生提起当年专家指斥出土《孙子兵法》佚文其事为伪，最终闹得对簿公堂的事犹有余悸。从1994年到现在，《近代史研究》刊发的书评中，批评性书评仅有寥寥数篇。而海峡那一边的《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已出了18大本，其中批评性书评占了相当比重。我们现在书评严重缺乏的状况同学术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取得的成绩很不相称，比起三四十年代书评的水准也有很大差距。《近代史研究》副主编雷颐提到，虽然这一两年发表的批评性书评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诸个人恩怨，但不管动机如何，我们只应该看他所揭露、指摘的是否事实。也有学者认为，批评性书评并不难得，因为事实上有许多披着学术外衣的所谓著作其实不值一驳，难得的是真正有见地的书评。一孔之见，泛泛论之，是够不上学术书评的标准的。重视学术书评，是学术向国际接轨的表现。国际上的学术书评，往往是初学者治学的津筏，一般均由专家认真撰写。而“专家应该写书评，专家才能写书评”的观念在中国远未深入人心。
同学术界的状况一样，学术书评也面临着自身的规范化问题。最近有一份著名的杂志发表了一篇书评，洋洋数千言的文章完了，竟然连所评著作的作者名字都找不见。出版社请托或自撰的书评事实上只是书讯，常常取消作者的名字。或有些书评不注出版年月，系第几版，书册开本、页码。在目前那么多的书评作品中，欲求严肃、认真、规范的佳作，尚未多睹。
据悉，《近代史研究》拟在明年第一期选择刊发一组批评性书评，然而除了由本刊转去的一篇，还没有别的响应者。11月5日，《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召开“近代史书评现状与期望座谈会”，20余位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与会，各申己见，对当下的近代史书评状况深表不满，就学术书评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提出慎重的解决途径。
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核心刊物，《近代史研究》召开这次会议有点儿未雨绸缪，在学术界尚未就书评的重要性取得一致的认识之时，《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可谓独具只眼。这次会议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热烈响应。华中师范大学朱英教授专程由武汉赶来，短期回国查资料的广岛大学刘世龙博士也亲身列席。但还是有一些在京学者反映冷淡，认为“题目比较生疏”。列席专家均认为，《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在当前严肃书评至为缺乏时，召开这个座谈会用意很深。可以说，这次会议所针对的，不但是近代史书评的现状与未来，更是中国学术的现状与未来。近代史研究名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章开沅先生因故未能与会，寄来一封信说：“……深感在学风与书评两方面，我们与海外均有差距。主要的问题就是抄袭、拼凑现象日趋严重，忽视学术规范的情况比比皆是，而一般书评都拉不开情面（包括我自己在内），肯定优点多而批评缺失少，甚至流于相互吹捧，近于低劣广告。学风是世风的反映，学风又应成为世风的先导。学风随世风堕落，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如果不嫌夸大的话，那就是哀莫大于心死。”他认为有识之士（包括报刊）通过重视书评而纠正学风，“真有几分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壮”。列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好几位有过其学术专著被人剽窃的经历。有人剽窃近代史所一位副研究员的著作，整段抄袭的居然有50多处，其中甚至有连续10页抄袭，约1300字篇幅竟一字不易！作为专家，他们大都也经历过作者请托写书评的尴尬。而一位史学界的闻人，作者请他写书评，他总是说你写你写，让作者写自己书的书评，署上这位闻人的名字，这些书评最近居然堂而皇之地收进了他的学术文集。
这些令人堪忧的现状背后，究竟潜伏着怎样的东西，这是与会代表相当关心的问题。华中师大朱英教授提到，只有建立起正常的学术批评的氛围与机制，学术研究规范化，才能消灭当今学界的害群之马。而书评应当充任先行官。近代史所张振昆鸟研究员也尤其强调书评的鉴定与监督功能。但“鉴定不是作结论，监督不是作裁判”，书评是严肃而艰苦的学术论著，这成为与会学者的共识。而就在前不久，一份国内外均有影响的刊物上刊载了名家书评，说到他所评论的著作，认为第一是材料很丰富，第二是论据很充分，第三是文笔很优美。这种给中学生批作文式的书评，显然是随意为之，根本谈不到什么严肃性与学术价值了。《中国通史》主编、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坦言，他写一篇书评要两个月，自己从来不请人作书评，作者请托的书评一概回绝。这种精神已经难得一见。
与外间预料的有所出入的是，列席专家对于批评性书评虽然热切，但大都持慎重态度。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批评性书评文辞要和婉，不应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军事科学院的皮明勇先生提起当年专家指斥出土《孙子兵法》佚文其事为伪，最终闹得对簿公堂的事犹有余悸。从1994年到现在，《近代史研究》刊发的书评中，批评性书评仅有寥寥数篇。而海峡那一边的《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已出了18大本，其中批评性书评占了相当比重。我们现在书评严重缺乏的状况同学术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取得的成绩很不相称，比起三四十年代书评的水准也有很大差距。《近代史研究》副主编雷颐提到，虽然这一两年发表的批评性书评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诸个人恩怨，但不管动机如何，我们只应该看他所揭露、指摘的是否事实。也有学者认为，批评性书评并不难得，因为事实上有许多披着学术外衣的所谓著作其实不值一驳，难得的是真正有见地的书评。一孔之见，泛泛论之，是够不上学术书评的标准的。重视学术书评，是学术向国际接轨的表现。国际上的学术书评，往往是初学者治学的津筏，一般均由专家认真撰写。而“专家应该写书评，专家才能写书评”的观念在中国远未深入人心。
同学术界的状况一样，学术书评也面临着自身的规范化问题。最近有一份著名的杂志发表了一篇书评，洋洋数千言的文章完了，竟然连所评著作的作者名字都找不见。出版社请托或自撰的书评事实上只是书讯，常常取消作者的名字。或有些书评不注出版年月，系第几版，书册开本、页码。在目前那么多的书评作品中，欲求严肃、认真、规范的佳作，尚未多睹。
据悉，《近代史研究》拟在明年第一期选择刊发一组批评性书评，然而除了由本刊转去的一篇，还没有别的响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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